从身在大陆的台湾传销客谈：金融改革台湾经验(2)

       鸿源最初做的也是上面提到的期货赌博，可随着台湾政府对期货赌博的打击，它适时转行开始做投资，成立了许多公司，包括建筑、饭店、电影、广告、保安、旅行社、电脑、百货、中介、电器等行业，号称在这些行业赚了很多钱，但需要扩大投资，从老百姓手中吸收资金，年息48%（与之相比较，当时正规渠道的利息是10%，可见鸿源的吸引力）。
       不过实际上，鸿源的利润来自于两部分：一部分是股市，另一部分是传销。
       在鸿源兴起的时候，恰好台湾股市也由于货币泡沫，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天价。马英九上台时的口号是股市破万点，但实际上台湾股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破万点了。
       从1985年7月，台湾股指从636.02点开始启动，涨到1990年2月，达到12,682.41点，55个月上涨达19倍之多。在这一波的股市狂飙中，台湾几乎全民皆股，在高潮时期，开户人数达到了503万人，按照每个家庭四口人记，影响的人群       已经超过了2,000万，而当时台湾的总人口还不到2,000万，说明每家已经平均不止一个股民了。在投机的气氛中，股票频频换手，周转率也大幅增加，从1985年到1990年，周转率增加了7倍多，并创下过接近600%的天量。
       鸿源靠在股市中炒作，获得了一部分利润，应付还款压力。
       但仅仅靠股市还不够，另一部分收入则依靠拉人头。鸿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拉人头体系，由专门的吸金专员（即所谓的理财顾问）组成的队伍具体负责吸收下线。每一股的价钱是十五万新台币，普通投资者购买股份后，每个月都可以获得6,000元股息。
       至于吸金专员，则必须事先购买6股，每个月还必须发展6个新股东，每个股东可以使他获得1,000元的提成。
       吸金专员的投入是6股共90万，他的工资是：底薪8,000元，自己的6股股息是36,000元，6个新下线的提成共6,000元，总计50,000元，一年60万元，也就是说，1年半就可以返本。并且，如果他每个月都发展6个下线，则每个月的薪水都可以涨6,000元，第一年还可以获得396,000元，不到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了。
       为了树立投资者的信心，鸿源还非常擅长于组织各种体育场仪式。看到阿里巴巴的马云搞的各种仪式，我就感叹原来各地的风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，阿里鼓舞士气的招数也许早就被不知多少人用烂了。不过，阿里巴巴在鼓舞起人气之后，至少还有真实的交易作支撑，但鸿源版的体育场仪式却是建立在沙上的。
       鸿源支撑了6年，在1990年开始出问题。之所以这一年出问题，在于台湾出现了两个事情，一是股市泡沫的破裂，它无法从股市获得了利润了。另一个在于台湾政府下决心改革金融面，放开了民营银行，并一下子批准了15家民营银行。随着银行业竞争加强，老百姓的钱纷纷流向了正规金融业，鸿源得到资金的难度也加大。
       最多时，鸿源曾经一年吸金近千亿新台币，折合两三百亿人民币，可见对于台湾经济和社会的影响。
       除了鸿源，还有一些异想天开的项目，比如，1989年5月，台中地区出现了一个“保倒公司”，存入10,000元，每个月可以返3,900元，一年可以领到46,800元。6月，又出现了一个“超保倒公司”，存入10,000元，每年可以领出61,200元。
       很少有人质疑这类公司怎么可能赚这么多钱，反而有三、四千人投资，结果两家公司开张后都只维持了一个多月，就倒闭了。投资人血本无归，损失达14亿之多。

       随着台湾金融改革的持续发展，台湾也逐渐走出了传销时代。不过这时大陆又恰好发展到了类似的时期。与日本、台湾相同，大陆也走的外销产业之路，一方面压低利率汇率，另一方面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，这些外汇储备形成了国内货币天量的外汇占款，钞票泛滥。加上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，加大了货币流通速度。结果，传销和地下钱庄的条件都凑齐了。
       我无法追溯大陆具体的传销谱系，但显然，它借鉴了足够的台湾经验。一个典型的案例是：在大陆最早做安利的就是一群台湾人，所以安利中国的早期高层大都被台湾人把持。安利中国与传销的区别只有一纸之隔，它有不错的产品，但由于渠道过于复杂，渠道成本高，把产品价格抬到了天价。可以想见，与安利伴随的其他销售形式中，在早期都有台湾人的影响。
       大陆的传销甚至比台湾做得更加赤裸裸。台湾还把老鼠会隐藏在一系列的假投资之下，而大陆往往就是直接的金字塔形传销集资。
       与此同时，比中国大陆更落后的经济体也开始出现传销活动，我前两年去了印度，发现印度人也在逐渐从宗教中醒来，变得赤裸裸拜金主义。我甚至碰到了一个参与了传销的印度小伙子，他告诉我，他就要发大财了，每个月要挣到1拉克（10万）卢比，当时约合1.2万人民币，而传销的名目也和大陆类似。也许所有的经济体都无法逃脱这样的轮回。

       解决传销最终极的方法，是进行金融改革。
       以台湾为例，度过传销时代不是靠严刑峻法，也不是靠人们的意识提高。台湾人的意识并没有本质的提高，一旦到了大陆的环境中，台湾人也会立马又回到传销热情之中。
       当台湾的金融逐渐开放，人们投资机会越来越多时，自然也就不需要把自己投入到那些不靠谱的项目中了。
       1990年开始，台湾银行改革允许私人资本进入银行业，同时股市改革使得股市不再是利益企业的吸金工具，科技企业可以很容易地在股市融资，造就了大量有竞争力的科技股。对外汇管制的放开使得境内泛滥的钞票可以流到海外做投资，比如，到大陆设立大量的电子厂，既增加了台湾人的财富，也解决了大陆的资金和技术饥渴。
       而这，也恰好是大陆金融改革需要闯过的龙门。只有过了这道坎，才能摆脱如今如火如荼的传销业。